首页说起明朝的历史，有人说明朝历史就是皇帝与文官集团的斗争历史，皇帝如猫，文官如老鼠，猫虽厉害但只有一只，老鼠虽弱却是成群结队的，斗赢了就是嘉靖帝那般，将下面玩的是团团转，斗输了，就像万历帝那般，躲于深宫之中偷懒。
虽然这个比喻更多是调侃，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明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确是皇帝与文官集团的抗衡历史，为此皇帝抬出的亲信太监与文官集团斗的是相当激烈，诸如天启时的阉党魏忠贤大力打压东林党。
可以说明朝的政治模式大致就是皇帝高高在上，下面代表太监势力的司礼监和代表文官集团的内阁来共理国政来互相牵制，甚至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样一来皇帝居中调节，不至于大权旁落。
(资料图)
那么明朝为何会形成这种诡异的以太监来制衡文官的政治模式呢，这在历朝历代可谓是独一份，今天贫道就来说说这个问题。
在古代帝制家天下的社会之中，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因此被称之为天子，但皇帝不是神，最多只是被神化的凡人罢了，所以皇帝治理偌大的天下还是需要有人协助的，诸如朝廷的文武百官，还有地方上的各种官吏。
但让皇帝全依仗这些人，很明显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其他诸如后宫、外戚、藩王、太监等或是亲近之人或是血缘亲近之人，就是皇帝治理天下所用之人的另一个选择了，毕竟自己人用起来肯定比用其他人放心。
但这些存在往往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帮助皇帝平衡朝局，反之用不好了对于皇权就是很大的威胁，诸如西汉亡于外戚王莽之手、东汉的宦官十常侍、西晋的八王之乱、唐朝武将藩镇之乱还有宦官随意废杀皇帝等等。
正因为有着这些前车之鉴，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以后，通过制度上制定的治国模式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朝廷内部是皇帝高高在上，下面武将和文官互相平衡，甚至武将地位更高，而藩王外封，拥有三护卫等兵权，可以供卫中央朝廷，形成遥相呼应之势。
可以说明太祖朱元璋在传统的文武百官之外，选择的是藩王势力来辅佐皇帝稳固江山，其他存在则是被限制的死死的。
诸如太监，规定宦官只供洒扫侍奉，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朱元璋还特意造了一面三尺高的铁牌，立于宫门口，上铸八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
而后宫之中的后、妃，除了开国初期与功臣联过姻以外，之后天子和亲王只准娶平民之女，形成了“后妃多出民间”的现象。
还命工部制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牌用铁，字饰以金，跟防止太监乱政立的铁牌一般。
同时后、妃多是出自平民之家，其家族成员朝廷一般只是给予有职无权的锦衣卫虚职。
这样一来，后宫干政不得，外戚更是翻不了天。
那么为何到了后世会成为文官集团一家独大，皇帝不得不抬出太监来压制，形成内阁与司礼监共理国政之事呢？
其实原因还在于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成祖朱棣的制度变化。
明成祖朱棣这个人想必大家都知道，本是明朝燕藩，却起了靖难之役夺了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使帝系转移到自己一脉。
朱棣的造反成功，意味着明太祖朱元璋留下的藩王协助皇帝，供卫中央朝廷的政治模式失败，因此朱棣害怕这种失败模式下再出现效仿他造反的藩王，因此朱棣开始改变这一模式。
朱棣的方法很高明，藩王制度毕竟是父亲朱元璋留下的祖制，自己本身造反上位就被很多人所不齿，如果再废除藩王制，那么更是得不偿失。
因此朱棣对于藩王制度进行大改，通过各种师出有名的理由，将当时拥有兵权的十三个藩王中的六个藩王削去三护卫兵权，到了仁宣时期，进一步将其他藩王兵权剥夺，从此藩王没有了兵权，成为了被圈养的高级动物。
藩王没有兵权，成为被圈养的高级动物，就起不到供卫皇权的正面作用，于是朱棣开始扶持另一个势力，那便是太监。
在朱棣时期，太监势力开始抬头，朱棣设置了由司礼监东厂，同时复活了明太祖朱元璋废除的锦衣卫，东厂太监的权势很大，到了后来甚至都可以操纵锦衣卫。
太监还开始染指兵权，永乐八年“敕内官马靖往甘肃巡视”。马靖看似是巡视，但其职权如同镇守；从此这种镇守太监到了仁宣时期开始在全国大范围普及，究其原因是因为皇帝害怕武将作乱，所以让太监去分兵权，是以太监的兵权越来越大，到了英宗、代宗时，太监甚至提督京营，拥有京城三大营的兵权。
明成祖时期的文官地位也有所上升。
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罢中书省废丞相，由自己独揽大权，但工作量也随之加大，有时候甚至一天要批600多件奏章，因此朱元璋设置了名为大学士的私人秘书以减轻负担。
到了明成祖朱棣上位以后，选解缙等7人入值文渊阁，备顾问，参机要，标志着内阁正式成立，内阁即指文渊阁。
当然这些大学士并没有日后内阁的权力，他们虽然可以公开参与政务，但并没有政务裁决权，只是替皇帝出谋划策，再干一些抄写机要的工作，属于是皇帝的智囊团，大权依旧在朱棣之手，但相对来说文官的地位随着内阁成立还是上升了。
当然除去太监和文官，还有一股势力不容小觑，那便是武将。
明朝在太祖、成祖时期，其实武将还是拥有很大的权力的，甚至地位比文官明显要高。
主要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是以武功开国的，当然是重武将轻文臣，像《大明律》中就规定“文臣不得封侯”。而成祖朱棣起靖难之役，同样是依靠武将才成功的，所以自然延续了太祖重武将轻文官的政策。
一般同样的官职，武将的官职含金量更高，诸如朱棣要加恩平安南有功的英国公张辅，因此将张辅弟弟张信的官职由侍郎改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加恩由文职改为武职，充分说明了当时武将地位之高。
在地方上，像每年冬至和元旦等节日庆典，文武官员集在一起时，一般都是武将居于班首。
这样一来，明成祖朱棣对于藩王制度的大改，从而短暂的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那便是地位依旧很高的武将、地位有所上升的文官、新兴的太监势力；这三方互相牵制，皇帝居中调节，独揽大权，也是很好。
但明成祖朱棣以后，武将地位一落千丈，使三足鼎立的局面开始被打破。
武将地位为什么会一落千丈呢？
以大历史来看，随着明朝历经开国初期的各种战乱，国家已经进入承平之世，这时期治天下比打天下更重要，偃武修文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所以武将地位自然一落千丈。
以细节历史来看，朱棣在位后期，虽然朱高炽为太子，但是弟弟汉王朱高煦因为战功赫赫，拥有很多武将支持，一度威胁到他的储君之位。
所以明仁宗朱高炽继位以后，因为当年支持他的多是文官，所以文官地位再次水涨船高，内阁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在明仁宗和儿子明宣宗在位时期，内阁大臣可以晋封师保、兼带尚书衔，官阶从五品升至三品，又从三品升到三孤的从一品，其权力是越来越大。
而武将在太祖、成祖时期，对于国家的军政之事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因为没有支持明仁宗朱高炽，站队错误，所以明仁宗继位以后，武将对于军国家大事的决策，基本上是不能过问的。
同时明仁宗在父亲朱棣派太监分武将兵权的基础之上，又正式设置了受备太监和镇受太监，以分武将之权，又使文臣参赞军务，以牵制武将，避免武将拥兵自重，明朝开始形成重文轻武的政治格局。
仁宣时期形成的重文轻武政治格局，使武将地位一落千丈，文官地位水涨船高，虽然这是皇帝信任和重用文官所导致的局面，但皇帝治理国家，不可能对任何人任何势力无条件的相信，所以明宣宗为了避免文官集团将来势大，威胁后世皇帝统治，因此开始扶持太监。
随着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明宣宗为了避免大权旁落，无视了明太祖留下的太监不得干政的祖制，还起用了太监代行批红权。
什么是批红权呢？
当时内阁大臣可以将自己对于政务的处理意见，写在纸条上呈交给皇帝，这个也就是后来正统年间形成的票拟制度。
皇帝同意了内阁大臣的意见，用红笔批示了，这个意见才可以实施；皇帝将这个批红权交给太监代行，很明显是扶持太监，来对抗内阁。
同时明宣宗为了使太监可以更好的帮皇帝处理政务，设立了内书堂来教太监读书识字，是“选内使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读书其中”。
这样一来，明朝正式形成了太监势力的司礼监和文官集团的内阁两个并列机构来辅佐皇权运行的局面，也就是明朝独特的监、阁共理国政的局面，而皇帝居中调节，从而大权独揽。奠定了之后明朝二百多年的政治格局。
最后总结来说，明朝的政治模式历经三个时期：一、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制独揽大权，朝廷重武轻文，对外有藩王拱卫皇室。二、明成祖朱棣废藩王兵权，相应抬高文官地位，再大力扶持太监势力，加上地位很高的武将，形成三足鼎立三方互相牵制之势。三、仁宣二帝时期，武将被打压地位一落千丈，文官地位水涨船高，太监权力进一步加强，最终形成司礼监和内阁互相牵制，皇帝居中大权独揽的局势。
当然明朝皇帝抬出太监势力来打压牵制文官集团，虽然不至于大权旁落，但效果并不是很好，因为到了晚明，文官集团势力越来越大，甚至形成了东林党这种朋党，晚明的党争也是加速其灭亡的原因之一。
而且太监是身体不全之人，往往多是心理变态之人，贤能太监寥寥无几，那些祸国殃民的太监却是多不胜数，皇帝起用他们打压文官集团，他们往往靠的不是权谋之术，而是打打杀杀，甚至是肆意加害官员。
而且太监在地方上更是为非作歹，诸如万历帝时期的矿税太监，在地方鱼肉百姓，激起很多民变，使明庭人心涣散，因此虽然太监的存在，是皇帝抗衡文官集团的一张好牌，使皇帝不至于大权旁落，但负面影响无疑很大，说是其加速了明朝的灭亡速度也不过分，以这点来看，明朝皇帝起用太监，还是弊大于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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